美丽的女人：感恩节这天

感恩节这天我应我的学生的邀请到他的sponsor (支持)家庭去。美国海军学院一年级的新生，一进校门，学校就会分配给每个学生一个sponsor家庭，这个家庭可以称作“支持家庭”，是这些离开家的18岁左右的孩子的本地的家庭。因为头一年上大学，他们第一年的生活很紧张，支持家庭就是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之后的再一个家，他们支持家庭的爸爸妈妈要像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关心他们，周末带他们出来吃饭，过节的时候一起过，给这些年轻的第一次离开家的孩子精神和感情支持。我们学校的新生人人都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都是义务的，自动的。很多学生跟他们的支持家庭建立终生的关系，好像是另一个家。

我的一个学生，他来自阿拉巴马州，美国南部的一个贫穷黑人为主的州，他的支持家庭的爸爸妈妈今天夏天去了中国，他们常常谈论中国，这个学生想我一定会喜欢跟他的支持家庭见面，就邀请我去。这个学生与我的其他的学生有一些不一样。他年纪比别的孩子大一点，因为十八岁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海军陆战队去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三年之后他因为表现优异申请上海军学院被录取了。我们学校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高中毕业生，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学生是这样的现役军人。这样的现役军人往往非常出色。这个学生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黑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本学期开始的时候来上我的课。头一节课上，他对我说，沈老师，我的梦想有两个：第一，将来做宇航员，这是我来海军学院的原因。第二，学会中文。我要到中国去，我要跟中国人做好朋友。我看着他的明亮的大眼睛微笑，我一下子就喜欢这个单纯的男孩子。关于这个男孩子，我以后再讲。他有很多故事让我深受鼓励。

我来到我的学生的支持家庭。感恩节是美国人合家欢聚的日子，全家人无论多远都要到一起去。这样的家往往是大家——很大的家，祖孙三代或四代，再加上邀请朋友等等，我在美国参加的最大的家庭聚会有上百人，亲戚表亲的，我完全数不清。我去的这个家却不大，两口子只有一个孩子，在三千英里之外的加州做律师，家里有的却是老人们：九十岁的祖母，七十八岁的外祖母。我先是跟家庭的男主人说话，他退休了，以前是机场设计师。台北机场就是他的主设计。他对世界各大机场有很多研究。今年夏天他带着太太去中国访问了十六天，对中国的印象非常好，所以我们谈论中国。开始我不知道，越谈我越吓一跳：他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的了解，让我极度敬佩。晚饭吃好，我已经请他下个星期给我的学生做讲座了。

他的太太一直在做饭，不停地跑过来告诉我们饭还有多少分钟就可以吃了。她穿着围裙，短发，眉清目秀，十分好看和干练。她一直在做各种菜，烤甜点，坚决不让我帮忙。全家就她一个人做饭，其他人都在看电视，喝酒聊天。我看她在厨房忙得团团转，看不出她是美国最著名和好大学之一的副校长。是的，她是位于首都的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副校长，这个学校在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属于一流，是世界上最好的神学研究学院之一。

这个家庭不用多说可以知道是怎样的家庭，而昨天的晚宴上让我最感动和钦佩的是两位祖母。90岁的祖母伊瑞妮（Irene Verder），爱沙尼亚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丈夫、父亲和家中的男人，在苏联占领的时候，因为家庭富有，被斯大林送往西伯利亚，后来全都死在西伯利亚。二次大战德国人占领爱沙尼亚后她们忍辱负重，那时她不知道丈夫的死活，等待丈夫归来。德国战败，苏联人回来，她对我说，“我明白俄国人来，我们也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最好的办法就是逃亡。我带着孩子，带着母亲和妹妹，一起在难民营里，我们先逃到德国，在德国的难民营里住了五年，后来一个美国家庭资助我们来到美国。1950年我们乘船来到美国。我现在一个富有的人家当佣人，后来我再结婚，再生了两个儿子。我一直工作，知道七十多岁退休。现在我一个人住。我一个星期买一次菜，自己做饭，一个月在本地图书馆教授爱沙尼亚文一次，在本地老人院义务工作两次，帮助别的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我，每天坚持绣花，我喜欢绣花。我刚刚帮助另外一个人绣了一个床单。”她的英文略带爱沙尼亚口音。她说，“我最喜欢的是鲜花。我这一生的最爱的事务之一是鲜花，所以我种花也绣花。孩子们现在都说，你别再绣了。而我不听他们的。只要我的眼睛还好使，我就绣个不停。”我坐在她身边，看着她的大海一样碧蓝的眼睛，她的眼睛烨烨生辉，我好像掉进碧蓝的大海里。她的面容美丽，那典型的北欧人的美丽，如英格丽·褒曼一样的美丽。她现在一个人住在新泽西。90岁的人，什么都自己干。她说，我要保持我的独立！我活了90岁，来美国59年，我的经验是：第一爱护自己的身体，第二爱护自己的灵魂和精神。第三，积极乐观，帮助别人，明天永远是绿色的。

而另外一位78岁的祖母Amelia Fitter 博士，跟90岁的比起来，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她仍然蹦蹦跳跳的，浑身充满活力。对我说，“我希望自己90岁的时候像她一样！”她指着90岁的祖母说。她也是一个人生活，住在纽约的长岛。她对我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祖父非常失望，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可是我跟着祖父学会了钓鱼，学会打棒球，学会男孩子能做的一切的事情。她说着，掏出小钱包，打开钱包，拿出的是自己祖父的照片，我的祖父最喜欢的是雏菊花，这是他在雏菊丛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上面写着1941年，一个年纪六七十岁的老人站在雏菊中微笑。接着她又拿出一张小照片：看，这是我的祖父和父亲。她的父亲，年纪也就二十多岁，是美国著名的商业艺术家之一。她给我看他画的画，他的作品就在墙上。墙上还有90岁祖母绣的美丽的小鸟和花朵。墙上全是艺术品，全是家里的人画的，做的艺术品。她说，艺术是我生活的空气，我的父亲，祖父都爱艺术。她有博士学位。

我坐在这两个祖母中间吃感恩节的聚餐。我跟她们谈话，我知道今天我是最幸运的人，这身边的两个美丽的女人就是我的精神前辈和可见的未来，我希望我七十八岁和九十岁的时候跟她们一样！我感谢这些美丽的女人，两个祖母和跟我同龄的大学副校长，她们以自己的榜样宣告人生的美丽…。

11/27/2009

感恩节我想感谢的国家大事

感恩节这天我有很多新的经验和想法，我觉得这一年里有很多国家大事和私人小事值得感谢。国家大事需要感谢的是，作为生活的在美国的女人，我要感谢总统奥巴马为女性做的事情。从奥巴马上台到现在，我看他做事情，大部分事情都做得符合我投票的期待， 我觉得自己投对了票。奥巴马总统今年一月二十九日签署的他作为总统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关于女性的同工同酬法案。这个法案的名字是“The Lily Ledbetter Act”。丽丽·莱德贝特（Lily Ledbetter）是一个在阿拉巴马州的轮胎公司工作人员。她在退休前意识到公司一直没有给她同工同酬，因此向法院起诉她所工作的公司。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2007年最高法院判决丽丽·莱德贝特败诉，理由是她起诉的时间是在她的工资由公司确定后180天后才开始的。

奥巴马一成为总统，就颠覆了 这个法案，决定工人可以在发现自己的工资不公平的180天内起诉。也就是说，一个女工工作后，不管工作了多少年，只要她发现自己不是同工同酬，在她发现的180天内她可以起诉所工作的地方，而不是过去要求的在工资被公司决定的180天内，也就是刚给工资的半年内。这个新的法案对保护女性工作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一个人得到工作的时候，并不太知道其他做同样工作的人的工资。只有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明白。奥巴马签署的法案对监督同工同酬在现实的实施有重要意义。

奥巴马还在上任的第二月成立“白宫妇女和女童事务委员会，” 宣布：“同工同酬、家事假、孩子入托等不只是妇女问题，而是家庭问题和经济问题。我们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展是衡量我们是否真正兑现了保障我们全体人民享有民主这一诺言的重要尺度。” 把托儿所等事情看成是的保障全民享有民主的一部分，为女性提供工作方便，难怪我们学校的托儿所今年扩大建筑面积，动工和完成的仪式，我们的校长等等都来了，全校都去庆祝。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成为人们在工作环境里享有民主的尺度。这对女性工作和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看看奥巴马总统的内阁，女性人数超过三位之一！希拉里没有成为总统，至今还是我的遗恨，可是她的大度，政治家风度和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地模仿她。她接受了国务卿的工作，奔波于世界各地，为女性的权利和人权做工作。我只要新闻中有她就喜欢看，看她在做什么。我常常想那些骂她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可能什么都留不下，而她，为我们所有的女性做出了榜样。

我觉得还需要感谢的是今年的诺贝尔奖。今年的诺贝尔奖里一共有五名女人得奖。这些得奖的人中，埃莉诺·奥斯特姆Elinor Ostrom 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奖的女人。 Elizabeth Blackburn and Carol Greider 两位教授或医学奖，Ada Yonath教授获得化学奖。德语作家赫塔·穆勒获得文学奖。从1901年到2009年，历史上一共有41位女人获奖，而今年一年就有五位。诺贝尔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标志，但是标志的是人类历史的大大的进步。我想到现在的女孩子们，当她们长大的时候，她们可以做她们想做的一切。

这些大事让我庆幸自己生活在女性生活翻天覆地的时代。看新闻说，美国男人现在做家务的时间已经到达人均每天两个小时，是历史上最高的时期，虽然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仍然高于男性（2.6小时），但是，美国男人做家务带孩子是很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前天感恩节前我的课上，物理系的教授，明年赴任的美国海军驻亚洲武官背着孩子上课。他的孩子一岁多一点，在爸爸的背上吃着手指头。他对我说，今天我得看孩子， 所以带着孩子上我的课，还给他的学生上课。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男女平等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小事。男人分担家务，男女共同合作生活。

所以今天我感谢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这个对女性越来越好的时代，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今年就有很多成就标志着我们的进步。

11/27/2009

奥巴马的中国之行

上周因为奥巴马总统去了亚洲。我们这个当代中国的课就很注意美国总统在亚洲的行踪。六天的访问，三天在中国，奥巴马总统在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周一我早早到教室，打开电脑，看奥巴马在亚洲的各种新闻。

上星期我问学生，如果你是奥巴马总统的中国顾问，总统去中国，你觉得应该跟中国讨论什么问题？我的学生列举了美国方面可能提出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诸如要求人民币贬值、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购买的美国债务、改善环境污染、应付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要求中国承担大国国际义务等。我继续问，如果你是中国领导的顾问，你觉得中国要跟美国达成什么协议或共识？对这个问题，我的学生开始都一愣。然后我们开始讨论：从中国的角度看，通过奥巴马的访问，用我们正在阅读的一本书的题目说：“What does China want?”

可以说我们都不太确定中国要奥巴马做什么。有的学生说，中国大概要美国政府承诺不卖给或减少卖给台湾武器，因为每次这个问题中国都会不满和抗议，虽然现实中这恐怕做不到。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不是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就会让步的，因为这个关系历史性地特殊。也有的学生说中国也可能要美国支持他们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对西藏和新疆政策。奥巴马十月份没有与访问华盛顿的达赖喇嘛见面，显然是不想冒犯中国政府，是一种对中国支持的姿态。大多数学生都说，中国似乎没有更具的的要得到的成果，也许根本的是通过奥巴马的访问树立自己的大国形象。因为全世界的目光将再次注目中国，中国可以像奥运会一样做得很出色，让世界觉得中国是一个积极和进步的大国，为世界的进步做贡献。特别是美国总统的新闻团有一百五十多个记者跟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可以做“公关”。

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一方面是一个经济崛起的大国，一个进步的大国。这三十年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比如提高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使那么多人从贫困中走出来。另一方面是一个政治上高压的国家，对一切反对的声音都压制。比如奥运会划分出一个抗议区，结果凡是申请抗议的，一个都不批准。多么可笑，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说一套做一套。因此这次奥巴马的访问是中国的一个好机会。中国政府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国家，表现中国的政治进步。

上周一个星期的三次课，我们关注的议题是中国的互联网。我要求学生阅读了四篇关于中国互联网的特质，中国互联网检查制度的纷繁复杂以及互联网提供的公共空间文章的。这些文章都是在美国的学者写的，其中一篇是巴特学院的教授杨国斌的，还有一篇的题目就是在中国的互联网里你可以说的词和不可以说的词。文章是从一个互联网检察官的角度写的，语言很幽默，我读的时候哈哈大笑。我周一给学生的小考题目是指出五个你必须知道的中国互联网的特质。我的学生的回答有：互联网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政治民主，但是改变了中国信息传达方式，在一个信息高度控制的国家，互联网提供了信息传播的新的可能，开拓了中国公共舆论空间。中国老百姓上网，不是为了政治民主，而是跟世界各地一样做生意和得到信息，不要过高估计互联网的政治作用，但是，网上的舆论对当局也会造成压力，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或策略，而在中国这格外重要，因为中国没有别的舆论方式可以公开表达民众的的政治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博客写手在中国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意义等等。

有意思的是小考前我给学生看奥巴马在上海对大学生的演讲和回答问题的几个片段。奥巴马在回答问题中说，“I think that the more freely information flows, the stronger the society becomes, because then citizen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an hold their own governments accountable." (“我认为信息流动得越自由，社会就变得越强壮，因为这样一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公民就可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

奥巴马是非常会说话的人，字里行间在暗含中国的互联网的层层的墙的问题。可是他没有直说，而我们这些听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我问学生的反应。学生都说他说得很对。我问中国的大学生会怎么想。我的学生回答：中国大学生可能会赞同，但不见得完全明白，因为让政府说话算话（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恐怕不是中国学生习惯的一种思维和实践方式。

奥巴马回来了。我们周五讨论奥巴马和中国是不是取得了双方所要的成果。观看奥巴马和胡锦涛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两个领导人念完自己的稿子，不回答任何问题就完了。学生说，看来奥巴马到了罗马就成罗马人了。奥巴马用这种方式表示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不过大家都同意，中美两国相互依赖到了彼此唇齿相依的地步，中国正在崛起，美国面临很多问题。两个国家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奥巴马之行，他们在电视前说他和温家宝成了朋友。我们两国现在宣布成为好朋友了。

下了课，我整理东西，想，不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好朋友是实的还是虚的，难说，中国毕竟是发明《孙子兵法》的国家。

11/19/2009

日常生活：吃什么喝什么

以前我住在国内的时候，虽然看过很多外国小说，也偶尔去过一两次诸如莫斯科餐厅，起士林餐厅等西餐店，而且也认识一两个西方人，可是我对西方人日常吃什么做什么没有概念。日常生活，小说上写他们吃奶酪；我不知道奶酪是什么东西。小说上写看他们喝奶油汤，我想不出奶油汤什么味道。他们吃什么青菜？他们怎么做菜？记得刚到美国，我给当时的《环球青年》写一个类似专栏的东西，其中一篇的题目就是《美国人吃什么》。我刚来到美国，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好奇。写那些小文，想通过非常小的细节介绍我看到和经历的美国。

我记得自己描写在一个美国人家吃饭的情景。他们家的厨师给这个亿万富翁家做的主食是烤奶油红萝卜和豆角，甜食是烤英国小玉米甜饼。我那时每个周末到这个富有人家照看那个老太太，并把厨师做的饭温了给老太太吃。我们俩坐在豪华的餐厅里吃这样奇怪的饭。我很惊异他们吃这样非甜也非咸的食物，虽说并非难以下咽，实际上也挺好吃的。我意识到一般的美国是不炒菜的。他们没有炒菜这个概念。这也让我明白了更多年前我在家里接待比利时学生万伊歌的母亲。她的母亲看我炒菜，惊异地说：啊，你把菜都放在油里，不放水。记得我当时听她的评论，也惊呆在那里：什么？炒菜当然不放水。菜里的水分会自然成汁，这难道很奇怪吗？我对她的惊奇感到不解。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是的，与中餐不一样，西餐的青菜或者是生吃，或者是煮熟了吃，偏偏没有炒着吃的。中国的四季豆， 北方叫扁豆的，是家庭里的常吃的菜。做的方式却是煮熟了，捞出来，放上黄油、盐以及胡椒。如此很多家庭都买四季豆罐头，打开热热就放到桌子上。他们的青菜几乎什么都生吃：菠菜在市场上有捆的，也有袋的，都是生吃的，放上沙拉调料就吃。中国的生菜就是西方的菜，当然就更生吃了。绿菜花、白菜花、芦荟等等一切青菜，这里的人都生吃也煮着吃。炒菜这个概念是中餐的主要方式，却不在西餐里。这样我也渐渐明白了为什么西方家庭的厨房都干净得不可想象。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油腻的厨房。一般房子的厨房都跟餐厅客厅连着，干净，整洁，好像从来不用似的。

第一次吃牛排我竟吃不下去，因为一大块牛肉，一寸厚，比我的手掌还大一倍的一大块生牛肉，在烤炉里烤了八分钟，就端上桌了， 没有任何调料。如果你觉得太淡，自己放一点盐，或者放点胡椒，或者加其他调料，但是主食就是烤牛排。我坐在餐馆里看人们都大嚼特嚼，很满足高兴的样子，我模仿着也把牛肉切成块来吃，发现我的牛肉居然是半生的，里面还有红血丝。我想：这样生冷的牛肉，怎么能吃？我从小吃牛肉不是酱牛肉就是炖牛肉，最西化的是西红柿牛肉汤。这样的吃的方式我从来没吃过。我吃了一口就没再吃。当然，后来我习惯了，居然成了吃牛排只喜欢吃两分熟的人。在饭店里他们会问你吃什么样的：生的、半生的、熟的等等，我吃生牛肉吃出好处来，觉得生的牛肉有纯正的美味，只选生牛排吃。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吃牛排，而且牛排是很贵的菜。去饭店吃一次牛排相当中国的打牙祭一样，最多也不过一星期一次和或一个月一两次而已，不是天天的饭。

读者“奇怪的天鹅”问我，我每天吃什么。我看来她的问题，忍不住大笑。十多年前我跟女作家林白吃饭。她问我的问题是：在美国你有小葱吃吗？我一边吃着麻辣豆腐，一般使劲点头：有有有。小葱很便宜。在亚洲店，一块钱买四把小葱。在美国的一般超市，七八毛钱买一把。西方家庭把小葱切了放在生青菜里吃，是日常生青菜里的一部分。我对“奇怪的天鹅”的问题，非常理解，因为我也经常问这个问题。去法国之前我问，法国人天天吃什么。奶酪。我得到回答。到了法国我才知道面包和奶酪是法国人的“圣经”，天天都念的。法国人家里家家都有专门装面包的箱子，放在餐厅里。所以吃饭这样的事情，虽然别人可以告诉你，可是只有到了一个地方，有切身体会，才能点头，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每天吃什么？实话说，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吃。我每天起床，喝一杯咖啡，吃两块饼干，一种很简单的花生和面做的小饼干，就开始一天。喝完咖啡，吃完饼干，这两个是一块儿吃的，拿饼干沾咖啡，我就上班了。上课我常常忘了喝水。今年我比较注意，买了一种无糖姜汁饮料（ginger ale）, 放在教室里，我课间的时候喝一罐。中午下课我或者吃方便面，或者吃一个苹果香蕉之类的，或者到学校军官餐厅吃，或者就不吃。这里的亚洲店有各种各样韩国方便面。我通常买了放在办公室里。我们的办公室，全系有一个大厨房，中午大家就在那里吃自己带的饭，聊天之类的。下午回到家，我有时吃青菜沙拉，再吃一两片面包，就行了。有时会做米饭。这里的米多种多样，可能有几十种。我过去喜欢吃日本的寿司米，因为米粒晶莹，粘，可是后来我喜欢泰国香米，就喜欢买泰国米。上个星期买的泰国香米，2009年的米，回家来煮，满屋飘香，吃起来连菜都不用做，好吃极了。忍不住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今年的新米格外好吃。晚上的时候我也吃水果等等。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天吃什么。有的时候我晚上就吃面包抹奶酪。或者我就做墨西哥方式的快餐，把一张薄饼（市场里买的现成的）放在锅里，热，撒上奶酪，奶酪化了，放上青菜，一卷，就吃了。我一天通常喝很多茶。可是过了下午三点，我就喝无咖啡因的茶了，不然兴奋得不能睡觉可不成。

美国的茶有无数种类，就跟咖啡一样。我此刻想来，在美国生活，你可以过吃跟中国一样的饭菜，因为这里有很多亚洲店，卖中国的东西。你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的肥胖，根本是食物的丰富和好吃造成的。我因为怕长胖，自然很怕吃太好吃的东西，好吃的常常对身体不好。我回到中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你觉得多少年能赶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常对家里人说，衣食住行四个方面，从吃的方面看，城市里的中国人吃的不比一般美国人差，可能比他们还好，新鲜而平衡，北京上海买东西也非常方便，特别是吃的东西，很方便。穿的衣服，中国人比一般美国人穿得要讲究，但是美国这里讲究什么时刻和场合穿什么衣服，中国好像没有这么多不言说的规则。这里人人都是一天换一身衣服，里里外外都换，一般不会同样的衣服穿好几天。在中国这个规则没有那么严格。住和行：中国的居住水平、交通工具这些年有很大提高，与美国的差距正在减少。但是美国人口少，一家一户独门独院的郊区住宅很普遍。当然大城市里人们也是住公寓的，比如纽约或华盛顿市里。所以，从衣食住行的角度看中国和美国，我觉得都不错。

我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包了饺子！ 我最爱吃的是饺子，白菜韭菜和猪肉——好吃不过饺子啊。所以有的时候会饺子。饺子很容易做，也不油腻，也好吃，是我最喜欢的。吃了饺子，我的周末很快乐！

11/15/2009

柏林墙倒塌的意义

1. 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不倒塌的墙。

2. 历史上的城墙大多都是为了防御外来的侵略者而建的，这样的墙和城堡很多。只有柏林墙是为了防止住在一个所谓的理想的社会里的人逃出去而建的。这样的防止城里的人到城外的世界看和接触外界的墙自我封闭，一定是因为自己不怎么样，本质上就是注定要压迫和限制人们的，人们总有一天不满到要拿着榔头把墙给捣毁的。柏林墙是钢筋水泥的，捣毁的时候，老百姓拿着家里的榔头铲子铁锹就去了，可见捣毁的心情的迫切和急切。奇怪的是柏林墙就这样被砸毁了。结论是老百姓小榔头比大墙结实。

3. 千万别相信别人告诉你你是住在有墙的理想的天堂里。如果你住在一个别人告诉你是天堂的地方，别人——这些别人是大人老师和一切你觉得要尊敬的人——他们都说这个地方怎么好，好得不让你随便出去，就是你想到地狱里看看都不成。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地狱好。我在天堂里住过。那里的状况曾经是一个月只有二十多斤粮食，半斤油，大多数人吃不饱，面有菜色。老百姓的做爱生活很受管制，夫妻分居一年只让他们见面一次，一次十二天，其他时间也不许想做爱，只许想搞革命。读书的人只让读几本书，写的书都是这几本书的重复。那就是我曾经住过的天堂。现在这样的天堂在朝鲜。我今天对我的孩子说，妈妈要给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写一个警告，告诉他们千万别相信天堂的谣传，也别相信人死后会去天堂。我的孩子回答：我根本不要孩子，不会有孩子的孩子，所以你就跟自己说吧。我叹气，所以在这里自言自语。

4.任何有墙的不能自由地走出去，不能自由地搬到别的地方去，要由看不见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手控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社会或制度都违反人的基本人性。人是有梦想的生物，人与其他生物的的根本区别就是人会梦想，会梦想更好的生活，会为自己的孩子计划更好的未来。这就是人性之一，是人的humanity。违反人性而建立的社会的表征是只有少数人的特权，没有大多数人梦想的空间和自由。当一个地方连你的梦想都限制的时候，是走的时候了，走不了的时候你就逃。偷渡和叛逃不是罪行，而是勇气。

5.违反人性而建立的社会表面上都说得非常好听。平等是这样的社会举得最高的一面旗帜。理想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在这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平等下掩盖着有实际权力的人过着比被告知并以为自己跟这些人平等的人想象不出来的生活。1959年到1962年，中国的死亡率与出生比率逐年失调。我到图书馆仔细查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62年中国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至今复印的资料我还保存着。我的外祖父就是那年内饿死的人之一。那年国家最高领导人被劝说继续吃红烧肉，不然人民不答应，而人民正一个个地饿昏或饿死。现在有人怀念过去的“平等”，只能说这些人被卖了还在替卖他们的人数钱，并不是他们愚蠢，而是他们根本无知。他们根本没听说过领导人和红烧肉的故事。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接受不平等的现实并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更好。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6. 墙有有形的和无形的。有形的墙提醒你你受限制，受控制，容易辨认。无形的墙需要自己思考去跨越和打碎。我们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墙里和墙外。我们的无知就是我们的无形的墙，阻碍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你不知道墙的另一边什么样子的时候，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不是不存在，不过你不知道。

7.柏林墙倒塌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墙需要拆除。让我们都来做柏林人，拿着自己的小榔头拆除隔绝我们的墙。坚信天安门城墙上的一条标语：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并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拆墙。

11/10/209

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的今天，人类历史上一座曾似乎坚不可摧的墙——分割了一个语言和民族——分割了两个世界——分割了自由与控制——分割了民主与专制的墙：柏林墙，倒塌了。那个夜晚，成千上万的人从东柏林穿逾了柏林墙，把柏林墙踩在脚下，宣布四十年专制和控制的破产。那时我在中国。我听到了消息，可是却无动于衷，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中国的报道对柏林墙的倒塌相当负面和模糊，我居然不记得自己看过任何影像。也许因为那个时期我既不怎么看电视，也根本不看报纸。初夏六月的创伤深深地伤害了我，我气愤得不能看电视，因为实在无法忍受电视和报纸上的公开的谎言。而谎言却时时刻刻每分钟都充斥在中国的空气里。丈夫和我都不看电视，不看报纸。记得有一天我们带着六岁的孩子坐公共汽车穿过天安门，目的是让孩子看到广场前的严阵以待的坦克。他对孩子说：你要看见这些坦克。这不是玩的坦克，这是真的。孩子仰起小脸，望着高昂地伸在空中的坦克炮，不解地问：那些大炮可以打吗？听了这句话我握紧了他的小手。是的，可是打，可以打死人，丈夫继续压低声音地回答，好像他是地下工作者。我们那天坐公共汽车在长安街上来回走，希望孩子记住他看到的一切。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形势仍然压抑而紧张。被捕的人在新闻里审判着，被判多年的监禁。逃亡的人们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曾经买好了车票要去外地躲。我坚持说这简直是荒谬。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何必要逃？我坚持不走：能去哪里？到处都是墙，你能逃得出卡夫卡的城堡？他经常夜里不睡觉而在外屋的中间烧东西，烧一切可以治罪的证据。有的时候，他会自言自语：今晚他们会不会来？他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进去，进高墙里面去。我看着他的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我们无法交谈。他被这种高压压迫，我们的日子无法正常过下去。

我们的这种心态继续深化。就在十一月份，当柏林的人民庆祝共产主义社会彻底破产的时候，冬天将临，他被解雇了。他当时工作的《诗刊》杂志决定解雇他，直接因为六月的事件，因为他的不加掩饰的政治态度和为人的不圆滑。《诗刊》的理由是停止借调，虽然他已经给《诗刊》干了五年多了。户口制度限制他进京。他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我们的生计问题压过来，虽然柏林人民或西方的人民都在欢呼，欢呼压迫人限制人的墙被摧毁，欢呼一个垂死的意识形态的断气，欢呼他们可以有来往旅行工作的自由，欢呼自由的到来，我却没心思跟他们一起欢呼。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我一个人的在社科院工作的工资要养活三口人。1990年的初冬，自由居住和工作还是一个不可设想的未来。我觉得四处都是看不见的墙，生活无路可走。柏林墙的倒塌离我太远。那一年冬天我哭了很多次，我的眼泪一定流成了河。丈夫经常恼怒我：哭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孟姜女？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孟姜女，多哭几次，就能把长城哭倒，能让他找回工作，能让我在婚姻中已经受伤害的心不再受外界更多的伤害。

这种时刻忧心的状态持续了近两年。他没有工作，但有很多人给我们支持的手臂和生活的帮助。记得上海的一个工人过年前来到我家，高高大大的男人，从内衣兜里掏出裹得一团小圈的二百块钱来给我们。我震惊地看着他掏钱的动作，觉得那些钱离他的心太近了，我感动得泪水婆娑，坚决不收他的钱。记得北京的一个女孩子，她一直与北京的先锋艺术家有很多联系，她属于那种侠胆丹心的人，一直为正义斗争，可是她其实已经精神崩溃了。一天她来到我家，对我们说，她是天帝派来的使者，是来救我们的。她个子小小的，人很精瘦，精神昂扬地说：这个社会的城墙已经裂缝了，天帝已经派人来了捣毁这个建设了城墙的社会。她就是其中被派来的人之一。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短发飒飒的女孩子，震惊地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一方面她说的多么真实！中国的城墙，中国是一个高墙围堵的社会！可是，天帝在哪里？她的自信与其说是精神错乱的表象，不如说是为自己活下去找理由。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口，寒风凌厉，她瘦小的身影一下子就消失在西单大街上。我站在风中的大门口，看着她的消失背影，泪水含在眼里。我往下吞咽自己的泪水：一个人会这样被毁掉了吗？不久我就听说她被关进高墙的精神病院里了。这个叫“英子”的女孩子，现在她在哪里？

1991年的春天，比利时的女孩子万伊歌来到中国学中文。她来到我家。一天她突然问起那个六月初夏北京发生了什么，我那时在做什么。听了她的问题，我的泪水突然止不住地流出来，我抑制不住地哭出来。已经两年了，两年的时间我的心都哭，但是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如此不能控制，因为这个人提起那个六月我不能抑制地而痛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如此在陌生人面前痛哭。伊歌走过来抱住了我，她的温暖的身体让我感到安慰，从那天起我们成了朋友。今年夏天我在比利时她的家里，她说，那时我学中文学了一年了，我到中国去，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要继续学中文。我到了你家。我记得你的哭。你哭的那么伤心，我觉得你非常真诚，你们的家让我觉得非常真诚和温暖。我决定学下去，那天在你家决定了我的一生。伊歌现在在比利时的大学里教中文。

今天我在电视里看柏林的庆祝大会，庆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各国领导人在大雨中轮番上台演讲，谈论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人群中我看到小孩子在雨中左右张望，他们是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来的。他们懂得柏林墙和柏林墙倒塌的意义吗？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中年的女性仰着脸，泪水闪光。我看着那张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脸，泪水也跟着涌来出来。我明白你为什么哭。我坐在电视机前，像突然明白了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一样。

柏林大雨滂沱着，我相信这是中国孟姜女的眼泪。孟姜女用爱情的眼泪摧毁了秦始皇暴政的长城。在这个世界上爱和正义比暴政更有力量。和平的方式，天鹅绒的方式，就是泪水的方式。当人民一无所有，他们就只有眼泪，眼泪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我相信眼泪可以摧毁长城，我相信柏林墙的倒塌就是无数人的眼泪摧毁的，就是136个希望穿过墙去却被射死在墙上的人的母亲、妻子、女儿、女朋友以及这些人的无数的亲人和朋友的眼泪冲垮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这是真的。柏林墙的倒塌就是证明。

11/9/2009

一个柔弱而不屈的女性——郑念去逝了

我非常喜欢和尊重的作家郑念上个星期一在华盛顿去逝了，终年94岁。《纽约时报》等美国大报都发了消息。我看着报纸上那张我端详过无数次的照片：如此端庄美丽的一个女人：清瘦、柔弱、文雅。从这张照片上看不出她是一个铮铮铁骨的人，但她的确是。她是一个极具勇气的抗争者。在中国红色的疯狂年代里，她被无端地关进拘留所，关押在上海的第一看守所，关押了六年。这六年里，她一直是单人监狱房间，没有人和她说话，没有人跟她交流，她凭着自己的智力和坚强的毅力，通过读毛泽东的书和当时的报纸而与迫害她的人抗争。她被关进去的时候，五十岁出头，唯一的孩子梅平毕业于上海电影学院，正开始演员生涯。她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孩子已经被杀害了。至于怎样杀害的，在文革初期乱哄哄的年代，没有人说得清楚。人们只是告诉她，她的女儿跳楼而死。郑念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在母亲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会自杀而死。她坚信女儿一定是被杀害的。她希望政府能追查凶手。这种希望当然是渺茫的。她要求政府追查凶手，可是文革后期的上海市政府能追查谁？

文革结束了。郑念在刚刚允许离开中国的时候立刻离开了这个她本来以为可以做贡献的国家。三十年代的时候她留学英国，在著名的左翼学院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毕业后与丈夫同归，怀着左翼知识分子的梦想。她的丈夫曾经是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的外交馆。1949他们选择留在红色中国，她还从国外把有外国籍的女儿带回新中国，以为从此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个统一而民主的国家工作。1966年文革的风暴终于把他们也席卷进去了。她没有犯过罪。她的唯一罪行就是她的高度的教育和知识，她的工作能力和教养。她因此被关在监狱里。

1980年，她乘坐她曾经工作的壳牌石油公司给她提供的头等舱机票，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中国。她先来到加拿大，三年后又移民来美国，住在华盛顿西北区的一个公寓里。自从她来到西方，她就开始写作她的回忆录《上海生与死》。这本厚厚的书于1987年出版，立刻畅销西方，成为在西方发表的中国文革幸存者们写的第一部回忆录。

我2006年的夏天，在这本书出版了二十年后才看了这本书。看完后我写了书评，《个人的抵抗：郑念的《上海生与死》》，达和描述了我对郑念和这本书的高度推崇。我认为郑念这本书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类别：个人对苦难的回忆和记录。她的书是第一本用英文写作的关于中国文革苦难的纪实文学。把郑念这本书放在中国文学历史的长河里看，这本书也是中国第一本普通人自1949年以来被无度政治折磨造成的个人和人民苦难的记录，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第一本这样的书。自这本书之后，这类书层出不穷，而郑念是第一个这些写的作家。郑念将被记录在中国的文学史里，将以唯一的一本书创造了一个类别的作家而被记住。

郑念的《上海生与死》是用英文写的，这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中国的英语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学因此可以直接与世界其他读者对话。文学没有抽象的价值却有普世价值。郑念的意义就是通过个人的经历直接把中国的文革以及二十世纪的极权的中国的组织方式描述给世界，让世界了解真相。

在看了郑念的书后，我一直想去拜访她。我还在网上查到了她的公寓的地址。她的地址是公开的。我很想把自己写的她的书评给她看。可是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没有做这件事，因为我有一点不太好意思，不愿意打扰别人。前年在巫一坤老师家里，他们谈到郑念。我表达要去看她的愿望。他们都说，去吧，我说好，我回到家里谈到去拜访她。可是一直没有去。可能是觉得她离得不太远，不必着急。现在她的地址还在我的地址簿里，我却不可能去看她了。她去逝了，我才发现她居然有一个网站。http://www.myspace.com/niencheng。在她的网站里，她只有一个朋友。我看着她的网站，内心里全是悲凉。我一生后悔的事情做过很多，这又是其中之一。上次舒芜先生去逝，我想到自己曾想去拜访，没去。这次又是重复。这种事情会不会再发生？

我再次凝望郑念的照片。这张照片深深地感动我。她的目光宁静、善良，柔弱。她的书却表达了坚强，勇气和抗争。这个柔弱而不屈的女性——郑念去逝了。今天下班后我去超级市场买来一束鲜花，插在自己的桌子上。我卖花的时候，想，这是为郑念买的。郑念的面容让我感觉就是清澈的美丽和宁静。

11/9/2009

南山崌

窗外是秋天。秋天金黄的叶子在阴雨的天空里显得落寞。树顶上叶子的边都发焦了，也就是一两天的功夫它们就会从树上落下来了。这里的秋天来得快，也来得短。最美的时节也就是几天。我搬来的那天树叶还都金黄着，现在都熟透了的样子，如果刮风的话，树叶就会纷纷地落下了。透过依稀的树林的空间，我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树林那边的道路和公寓。我猜冬天没有树叶的时候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望着窗外发呆。我发呆的功夫多于我收拾这个房间的功夫。很多时候我都看着窗外，看落叶飘零。房间里是音乐，古典音乐台是我的伴侣。儿子两年前给我买的圣诞节的礼物，一套精致的音响，搬到这个房子来适得其所。纸箱子还都没打开，但是我把这套音响拿出来，放好，开始听音乐。在这样安静的秋天里，音乐让人走回内心。

我的新地址是南山（southern hills），虽然这里看不到什么山。我不明白与哪座山相对这里可以称之为南山？整个小区坐落在缓慢的坡上。美国的房子没有面向感，东西南北的方向什么面向。这个文化根本没有方向的文化概念，也不懂得风水。而我因为是从中国的农业社会出来的，特别是农业社会的北方出来的，很喜欢面向南方的房子，因为喜欢春夏秋冬都可以看到阳光。买这套公寓的时候，我特地到谷歌地图上测量这个房子的面向。太好了，这栋楼房坐北朝南。如果这个公寓不是面向南，可能我根本不会买吧。我此刻坐在面向南的窗户旁，做结论似地点头。

我从河边的房子搬到南山上来，想象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感觉，可惜，悠然见南山似乎比搬到南山上住着要诗意得多。书鱼知小君说我把日常的生活写得诗意盎然，看到他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能发现生活的诗意至少让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些感受。在这点上湖南的周实才是我的榜样。他天天都写诗，而且诗歌里充满了悟性，感悟，发现和哲理。比起周实，我就是小资调而已。我的感悟都非常平淡，天性是草木人，喜欢感时花溅泪。看见落叶飘零也忍不住叹息身世飘零，都是跟林黛玉学的。我读颦儿和宝哥哥写诗的时候还不到十二岁，从此爱她爱到骨子里了，忍不住东施效颦，一直效到了今天。

效仿这些古代人物，我决定给我的新居起个名字。起个什么名字好呢？第一个想到我要模仿的名字是蘅芜苑。红楼梦大观园的居所里，我最喜欢的名字是蘅芜苑，因为喜欢蘅芜这两个字里隐含的草木丛生，牵藤引蔓的感觉。当然潇湘馆也让人非常神往，可是我这里没有竹子。本来要装竹子地板，可是来装修的工人坚持说竹子显得阴凉，不适合一个女人自己住。我大笑，接受他的建议，装了橡木地板，却也不觉得温暖多少。从窗外望，看到落木萧萧，杂草丛生，蘅芜是我的外在和内在的境况啊。

可是模仿蘅芜，薛宝钗岂不恼我？虽说她大度，可是听了林妹妹模仿西厢记的词语“银样蜡枪头” 她就大恼了。我小时候读《红楼梦》，对这个词语百思不得其解，完全不明白薛宝钗对这个词干嘛要那么恼怒。成人后再读，一次我突然明白薛宝钗的愤怒，可是却忍不住更不明白：薛宝钗那时不过十五六岁，也没有性经验，哪里懂这个词的含义？再一想，一个银样蜡枪头的比喻都让薛宝钗神经过敏，要是她看到我的书架上的书，那些癫狂的女权主义理论，岂不要怒得几天不理我？或几辈子不理我也说不定，所以沈睿东施效颦可以，沈睿南山效宝姐姐却不甚妥。

大学时代读五柳先生，不太喜欢他的诗歌，觉得他的语言太平淡。成年后继续读书，写的中文字英文字，追求的目标却只有一个了：简洁而平淡。结果不停地走回五柳先生。课堂上教学生念《桃花源记》，回到家里自己读“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前不久重读去逝的舒芜先生的最后的一篇文字，他写到人死后“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让我惊怵一千五百年之前，陶渊明简洁的语言已经准确地描述了生人与死者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活在里面。

如此看来，模仿五柳先生，自愿追随大师的脚步，皎皎云间月，五柳先生绝不会我的气。我因此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地跟着五柳先生的马车的车轱辘，给自己的小屋命名为“南山崌”。

日暮天无云，秋风掠林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11/7/2009

搬进新家了

今天我第一次在自己的新家住，不知为什么竟然非常不习惯。房间里到处都是纸箱子，还没拆包，堆在起居室的中央。我看着这些箱子，想不出我已经攒了这么多垃圾。打开一个箱子，是书，三年前放在靠河的房子下面的贮藏室里，这三年我根本没用过这些书。我为什么留着这些书？再打开一个箱子，居然是几年前在中国买的一个棕色的电脑包。我还记得这个包是一个热天的下午在天坛公园西门那里买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在我熟悉的北京大街小巷里漫游怀旧，突然听见大喇叭里热情洋溢的呼唤：大甩卖！大甩卖！关张大甩卖！ 快来买啊，晚了没有了！声音如此热情洋溢，我忍不住停下车。

每次回到中国我对大街小巷里热情洋溢的生活呼唤总是有一种熟悉的亲切。这种洋溢的呼唤激发我内心的一种莫名的兴奋，好像小时候过年一样。被这种兴奋感染，我在那个小门脸里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电脑包。一百二十块钱。我记得自己当时把包放在自行车把手的车筐里，居然有一种幸福感，好像自己终于走回了正常的生活，走回了北京，走回了我熟悉的过去的生活。我曾经是一个妈妈和妻子，生活在北京，我买菜，买东西，过日常生活。骑车回家的路上，带着这个包，我真觉得自己回到了二十年前，有种日常生活的安稳。回到母亲家，母亲看见我的包，问：哪里来的破烂？我说，刚买的。母亲努着嘴摇头：白给我也不要。听母亲这么一说，我拿起包，也觉得这个包似乎不那么特别，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买了这个包。可是我也不好意思告诉母亲自己刚才的感觉。这个包就这样被我带回了美国，从来没用过一次。现在看这个包，常年在贮藏室里，湿得都长了绿霉。我拿起来，放到黑塑料袋里。这个包真的是垃圾，母亲好几年前就是对的。

生活似乎是不停地收集积累东西的过程。这些东西久了，总有一天都要变成垃圾。好几年前我刚到葛底茨堡学院教书。学校要我帮忙整理一批一个中国人捐赠的书。这个中国人很多年前似乎与葛底茨堡学院有关系。我到那座美丽的图书馆的善本图书馆里查看这些书。一看吃一惊：这些书是由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家人捐赠的。大部分的书都是垃圾，没有什么价值。几本有价值的是张伯苓年轻时候写的日记，家庭自传和读书笔记。很多都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上课的笔记。我吃惊地读着张伯苓用小楷毛笔写的家庭信件，我的学校的图书馆的人对这些笔记、日记、信件的价值一无所知。我查看和登记这些书和资料，意识到有一天人们收集的东西都会被他们的孩子或孩子的孩子当垃圾扔掉。张伯苓的东西。张伯苓后人可能连中文也不认识了。人生没有什么是长久的。

搬家让我再次检理自己的生活。真的，这些纸箱子里都是什么呢？我又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是儿子的课本。他在中国的中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本。那个学期他来美国。他飞来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寒假。中国的中学开学，他的同学把新课本给他带回家。他的姥姥把这些书都立刻邮寄到美国来了。那时他刚来到美国。那时我们没有空学习中国的书。我翻阅这些课本，母亲居然把这些书寄来了，这么多课本，不知母亲当时想什么？难道美国会用中国的课本吗?自从这些书到了美国，我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此刻我打开地理书，是关于北京。“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地理书上这样写。我看那些照片：天安门，长安街。是的，儿子来到美国的时候，母亲的家还在长安街上的一个小胡同里，那里院子里有大树：核桃树、槐树、枣树。我拿着这个课本，扔还是不扔？把书放回箱子里，不能扔，也许人生中唯一长久的是感觉和记忆。

这个公寓简单地装修了，是崭新的木地板。房间粉刷了，是奶油色的淡黄。可是除此之外，此刻公寓里还没有窗帘，除了几个书架和一张床外，我也什么家具都没有。我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不知为什么觉得凄凉。今晚我要住在这里了，这是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可是这些似乎都不让我激动。我坐在纸箱子堆里，看着左右的纸箱子，发呆。

我搬进新家了。

10/26/2009

搬到新家去

三年前搬到这个河边的小房子的时候，我决没有想到这是我来到美国之后住得最久的地方。来美国十五年了，我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细细想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带着孩子，在俄勒冈的雨津和旁边的春野镇住了七年，住过七个地方，搬进搬出了十四次。后来我到缅因州两年，住了两个地方。在宾夕法尼亚的葛底茨堡三年，住了三个地方。每次都搬进搬出。所以真的很难算自己到底搬了多少次家。如此频繁地搬家，一是因为环境使然，来到美国白手起家，根本就没有安顿下来的可能，二是因为我自己。我喜欢住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小镇，因为住在不同的地方，我对那个小镇的了解也比只住在一个地方了解得多得多。这种渴望，对所走过的山川人文了解的渴望使我不停地像一只蜗牛一样把家背在自己的背上，搬来搬去。

这样的生活，三年前我来到阿纳泊利斯的时候，我开始厌倦了。那次从葛底茨堡搬到阿纳泊利斯，儿子从他的大学过来，帮我搬。我们开着租来的搬家的大卡车，天气很热，搬到最后，儿子厌烦了，帮我扔东西。结果他连我的博士论文原稿都扔了，我再也没有自己的论文。那次搬家我也觉得特别累。我对儿子说我真不想搬家了。结果来到阿纳泊利斯，开始租的房子不合适，两个月后我找到这个小房子，又搬了一次家，才算安定了下来。没想到这次的安定，竟持续了三年。我的邻居换了两个，只有我还在这里。

现在我又要搬家了。这次是搬到自己的新家去。从去年开始就想买房子。本来很想买一个独幢的小房子，想象有自己的花园，可是买着买着，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想承担任何维修的责任和房子的负担了。特别是我现在的生活。我不想有负担。不想有一个需要我时刻操心的房子，不想自己割草，不想担心刮风大树会倒塌在我的房顶，不想下雪的时候得出门铲雪。如此想来，对我最合适的是不必自己割草清理道路公寓。因为一旦出门，我可以把门一锁，自由自在地走向远方。买房子的过程，居然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我越来越不想让生活和生命有负担。我需要的不是给生活加重量，而是减轻自己的份量。我需要的是生命中能承受的轻，而不要不能承受的重。如此的自我发现和明白，我决定买一套小公寓。

现在我就要搬进自己的新家了。这个小小的公寓有两个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相对宽敞的起居室，两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的餐厅和一个不大的凉台。公寓的每一个房间、每一扇窗户都面向树林。这是这个公寓最大的优点。安静，树木和阳光。没有树我无法看书和生活。我知道自己。这个公寓面对茂密的树林，从此我会与这些树林为伴。想到这里，我点头，好像肯定自己的选择。我知道自己能在这个公寓里安静地读书、听音乐、吃饭、过日子。这就够了。除此之外，这个公寓没有任何让我特别激动的特点。这是一个半旧的公寓。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从此这个小公寓就是自己的城堡，自己的安静的城堡，从此自己会躲进城堡成一统，管它是春夏还是秋冬。再说，这些树林多么好啊。实际上自己就是因为喜欢这些树林，而买了这个公寓的。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说任何一个女性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必须有自己的一间房间，还要外加五百英镑的年收入。看来我的五百磅收入是有了，是自己挣的，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房间，再做不出自己该做的事情，实在没有藉口了。

10/16/2009